策略池独家专访德银慕文泽：中德都有长期主义文化，不会轻易被干扰

近日策略池，第四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在北京举行。根据中国财政部17日发布的联合声明，中德双方达成27项共识，包括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、加强财金领域合作、共同完善国际经济治理等。

中德双方还举行了第二届中德金融界圆桌会，应邀出席的德意志银行集团管理委员会委员，亚太、欧非中东及德国首席执行官慕文泽(Alexander von zur Muehlen)表示：“我很荣幸在北京参与了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，与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克林拜尔一道与中方进行了富有成果、坦诚且颇具建设性的交流。最令人鼓舞的是，双方都展现出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。双方都以长期视角看待经济发展和外交关系构建，而这在当今世界尤为重要。”

慕文泽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，德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（FDI）近年来持续增加，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资本投入和双向贸易额都保持在很高水平。某些地缘政治变量是需要考虑的因素，但绝不能低估中德、中欧之间紧密且重要的纽带。

“过去几年并没有出现重大分歧，企业持续双向投资。变化更多是经济演进的结果，而非地缘政治驱动。”他预计2026年地缘政治环境仍将动荡，但中德两国都有着典型的长期主义文化，不会轻易被短期季节性波动或政治杂音干扰。

慕文泽(Alexander von zur Muehlen)（受访者提供）

“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”

第一财经：中国财政部11月17日对外发布第四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联合声明。其中哪些共识令你印象深刻？

慕文泽：最重要的是会晤本身在非常建设性的氛围下进行。中德双方拿出27条实质性成果和后续行动，这说明这次不是走过场的礼节性寒暄，而是真正把各自关切和诉求摆到桌面上谈。另一条值得强调的是市场准入问题，双方都明确表达了比以往更强的意愿，希望进一步向对方开放、做更多合作。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。

这也正是高层对话的价值所在，让两国政治领袖和经济界领袖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直接沟通。总的来说，此次会议释放的信号和富有建设性基调是真正令人鼓舞的。

第一财经：在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，如何评估中欧贸易潜力？如何看待亚洲其他地区、中东等其他区域贸易的潜力？

慕文泽：全球贸易总体仍将持续增长。有些贸易走廊会受到更多重视，中国作为枢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从大局来看，其他主要走廊也都会继续扩张，包括亚洲与欧洲，尤其是中欧双向贸易。未来驱动全球增长和贸易走廊的最主要力量，将是亚洲内部贸易以及亚洲（以中国为核心）对新兴市场的贸易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们对中欧贸易走廊其实保持相当乐观的态度。即便供应链正在多元化、部分生产环节在调整，产品本身也在迭代升级，但依托比较成本优势，最终的结果只会是贸易更多而不是更少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：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中东欧设立生产基地，货物和服务的双向交流因此会持续深化。

第一财经：你提到“产品在迭代升级”，能否具体说明是哪些产品？

慕文泽：贸易商品结构永远都在变化。我想表达的是，过去主要在中国生产的一些产品，现在在中企推动下，正在逐步向外迁移策略池，东南亚是最典型的承接目的地，于是相应的贸易通道也在随之调整。

与此同时，也有一些全新的品类正在爆发式增长。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电动汽车（EV）领域。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强大力量，既满足庞大的国内消费，也越来越大规模地出口，包括出口到欧洲。

中国企业在几个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先，并且会继续保持并扩大优势。例如，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。欧洲整体可持续发展目标完全没有动摇，因此大量关键设备未来仍将主要从中国采购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光伏，中国依然是最重要、最具竞争力的供应商。

此外，数字领域也是如此。现在人工智能（AI）和整体技术采用都在加速，这会带来巨量的技术基础设施投资，其中机器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，这对欧洲企业未来几年至关重要。一方面欧洲必须保持效率，另一方面中国和西欧都面临非常相似的人口结构挑战，机器人和自动化是我们共同的解决方案。

因此，这会带来非常多的双向机会。目前也有不少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表现非常出色。因此，双方出色的生产制造能力也会从相互间更大力度的互相采购中受益。

第一财经：如何看中欧贸易关系未来3-5年的走向？

慕文泽：双方都认识到“接触与合作”极其重要。贸易关系是基础，金融关系则是重要促进器。更紧密的政治互访也很重要。德国副总理率团访华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，表明德国从经济界到决策层都高度重视几十年积累的深厚关系。

我们需要“多对话、少对抗”。我对欧洲的企业领袖说：多来中国！我也对中国企业领袖说：多去欧洲、去德国！就我感受而言，双方合作的意愿都很强。越是多交流、多做生意，越容易成为朋友。我们不应该被一些政治或媒体的短期噪音所遮蔽眼界。

中企等亚洲企业投资兴趣爆发式增长

第一财经：考虑到目前全球贸易逆风，欧盟面临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下滑等挑战，欧盟该成员国如何能提升产业竞争力？

慕文泽：欧盟正在从多个方向努力。一年半前发布的《德拉吉报告》（Draghi Report），该报告从融资角度指出了挑战所在。未来会有一系列措施，但这些措施都需要时间，因为它们伴随着结构性改革，核心是要减轻官僚负担、降低复杂性。

税收是另一个重要方面，资本市场联盟（Capital Markets Union，简称CMU）也将是关键一环。欧洲整体体量很大、意义重大，但目前仍然是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市场，毕竟它由27个成员国组成。

正因如此，如果我们希望欧元成为更重要的储备货币，就必须打造更深厚的金融市场：更大的交易量、更大的发行规模、更高的流动性和深度，这一切都需要向更统一、更一体化的欧洲市场转型。

从实体经济角度看，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关税问题，即便欧盟内部已经实现了自由贸易策略池，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仍然面临各种挑战，因为27个成员国执行不同的规则、法规和税收政策。这一切都增加了复杂性和产业成本。因此，通过推进一些改革，我们在欧盟内部也能实现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。

当然，要让27个成员国在布鲁塞尔达成一致，政治上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，但欧盟委员会对此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。这件事会持续几年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但极其重要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现在政界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，过去几年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，必须要简化。

第一财经：简而言之，是否可以说《德拉吉报告》代表的底层逻辑是欧盟亟需大量投资？

慕文泽：在这方面我还想说，我们实际上对欧洲越来越乐观。

譬如在德国，德国新政府率先采取了历史性举措，签署了一项5000亿欧元的计划，用于基础设施和建设，在国防投资方面也享有类似的财政灵活性，这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刺激。但这笔资金尚未真正进入实体经济，其作用将在2026年和2027年开始显现。德国过去三年经历了近乎零增长的GDP，我们预计明年其GDP增长率将达到1.5%，这对德国意义重大。后年亦是如此，这将对贸易相关经济体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。这也将对欧盟内部产生积极影响，并支持一些改革，而这些改革在德国乃至整个欧盟层面仍然十分必要。

在此背景下，重要的不仅仅是财政刺激，现在非常重要的还有私人资本。德意志银行联合西门子等公司在德国发起了一项“为德国制造”(Made for Germany)的倡议，该倡议汇集了超过100家机构和企业，其中大部分来自德国，但现在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构和企业，所有参与者都承诺投入一定金额。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投入德国，数字还在上升，已经达到7000多亿欧元。

我们看到，过去6个月里投资兴趣出现了很久没有的爆发式增长。我行接到的咨询量可能比过去6年加起来还多，尤其是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企业的提问：“德国有哪些投资机会？”“如何参与基础设施投资？”“如何参与国防相关投资主题？”“如何参与能源转型？”

能源转型不只是从A到B的替换，更是电气化的大规模扩张，需要巨量的基础设施投入，还有数字化基础设施、数据中心容量等，欧洲在这方面仍有巨大的投资缺口，所有这些都孕育着非常好的商业机会。

我们是通往欧洲尤其是德国的门户，吸引着外国资本，所有这些都将使欧洲变得非常有趣，不是作为资本来源地，而是作为外国资本的聚集地。此外，更多的交流、更多的贸易、更多的投资也有助于经济发展和欧盟各国的团结。

第一财经：是否可以说，过去由于欧元危机而采取的审慎财政策略，当前已经顺势而变了？

慕文泽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？在某些时候，拥有如此的财政权力是件好事。比如说“（需要）5000亿欧元？没问题”——这非常强大。包括欧洲多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无法实施这样的举措。

我认为，这也使得德国获得了大量的国际关注。或许这花了很长时间，但现在它真的发生了，而且影响巨大。与其说是为时已晚、力度不足，不如说是德国仍然拥有这样的声誉：“一旦做某件事，就会把它做好”。

“中国将处于中心地位”

第一财经：当前贸易变局下，中国在区域和全球贸易及投资的重组中扮演什么角色？

慕文泽：中国将处于中心地位。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中贸易渠道和走廊的演变。尤其是在东南亚、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对中国而言，能否把握好这一机遇至关重要，因为这为中国提供了保持价值链优势、实现业务多元化以及避免过度依赖某些行业（例如制造业）的机会，同时也将显著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全球合作与联通。

我们将继续投资中国及其跨境业务能力，尤其在金融科技和人才方面。我们相信，凭借我们在全球约60个国家和地区的业务，我们能够很好地应对这一挑战。

第一财经：在此背景下，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？